钱钟书（1910-1998年），中国现代作家、文学研究家，以博闻强识被誉为“文化昆仑”。他的卓越成就，离不开家族两代人的教育接力，更离不开他与杨绛共同营造的朴素家风。

钱钟书出身于无锡钱氏望族，其家族可溯至五代十国吴越王钱镠。钱镠立下“子孙虽愚，诗书须读”的家训，这一训示在钱氏子孙中代代相传。钱钟书幼年所居宅院名为“绳武堂”，取“绳其祖武”之意，意为继承祖业、延续文脉。正是这样深厚的家学渊源，为钱钟书的成长埋下了崇尚学问的种子。

钱钟书一出生便过继给伯父钱基成。伯父对他很是宠爱，实行放养式教育。渐渐地，钱钟书染上了懒散、晚起晚睡、贪吃贪玩的坏习惯。生父钱基博想对他严加管教，又担心兄长不满，所以只好作罢。

后来伯父去世，钱基博开始直接管教他。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，钱钟书开始静下心来读书，几乎过目成诵。可一旦与伙伴玩耍，他便放纵起来，时常信口开河，评说古今人物。钱基博于是时常告诫他谨慎说话，少说话多做事，还为他改字“默存”，以为警示。

1926年秋，钱基博在清华大学任教，寒假没有回无锡。当时，钱钟书正在读中学，少了父亲的管教，开始懈怠和随心所欲起来。因为迷上了小说，他每天都沉醉其中，时常忘记温习课本。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，钱钟书自然不能过关。钱基博十分愤怒，不但严加训斥，还将他痛打一顿。没想到，这激起了钱钟书的志气，开始大量阅读，专心刻苦，广泛涉猎古文经典著作，打下了坚实的古诗文基础。

几年后，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，钱基博已因病回到南方，但仍不忘对其谆谆教诲。在给他的家书中，他写道：“做一仁人君子，比做一名士尤切要。”钱基博希望他能够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，成为像诸葛亮和陶渊明一样的人；希望他能超过别人，而不是被别人超过。

在钱基博的教诲下，钱钟书一步步沉稳下来，继承了父亲追求学问和争做君子的道德之风，著书立说，教书育人，成就父子皆为大师的佳话。

1933年，钱钟书与杨绛订婚。1937年，女儿钱瑗出生。对于他们的小家，杨绛在《我们仨》的书中有着这样的描述：“我们这个家，很朴素；我们三个人，很单纯。我们与世无求，与人无争，只求相聚在一起，相守在一起，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。碰到困难，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，困难就不复困难；还有个阿瑗(女儿)相伴相助，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，都能变得甜润。我们稍有一点快乐，也会变得非常快乐。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。”

钱钟书虽然忙碌，但在家庭生活上却没有缺席。在女儿童年成长的关键时期，更多时候他全然没有身为严父的威严，而是把自己当成女儿童年最好的“玩伴”。钱钟书每天临睡前在女儿被窝里埋置“地雷”，把大大小小的玩具、镜子、刷子，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，等女儿惊叫，他得意大乐，恨不得把扫帚、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。女儿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，把被窝里的东西一一取出。

夫妇二人虽都饱读诗书、学富五车，但绝不轻易解答女儿困惑的问题。两人深知，疑惑、求索的过程才是获得学识的法宝，从小培养孩子独立学习的能力。钱瑗生活在如此自由民主的家庭氛围里，一直很懂事，在生活上体谅父母，学习也十分自觉，后来成为一名受人爱戴的老师，同时在学术上也有所建树。

从吴越钱镠的“诗书须读”，到钱基博的严苛管教，再到钱钟书与杨绛的“朴素单纯”，钱氏家风以书为骨、以简为魂，成就了一代学术巨匠，也滋养了三代人的品格与才情。